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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威365.com,看点 我们常常告诉孩子,去读经典,读先人的智慧,打通文史哲的脉络。很多优秀的古书虽有丰富的养分,却因为年代久远,文字拗口难懂。孩子读不懂,读不进去。怎么给孩子找到适合又靠谱的经典作品呢?国学大师饶宗颐,是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他主编的《中信国学大典》,对很多古籍原典进行选编、导读、注解。带孩子回归经典,靠近我们的传统文化。

编辑 | monica

2018年2月6日凌晨,国学泰斗、一代宗师饶宗颐先生在睡梦中安详逝去,享年101岁。

饶宗颐先生与钱锺书并称“南饶北钱”,而钱锺书先生称他是“旷世奇才”;他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而季羡林先生说“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2008年,“南饶北季”京城会师

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他是“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亚洲首位获颁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荣衔的汉学家,同时也是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的“儒莲汉学奖”获得者。

在当代中国,饶宗颐先生是硕果仅存、绝无仅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可以说是最后贯通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许嘉璐先生甚至断言:“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说:50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他!”

治学经历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经历,坐标意义重大的是——潮州的根基、香港的机遇、海外的成就,而贯穿始终的是,百年来这位学人强烈的求知欲、专研的专注力,他曾说,“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个求知欲吞没我自己。”

(一)潮州的根基

1917年生于潮州首富之家,其祖父有四兄弟,每人都开了发行钱票之银庄,饶家三代都是潮州首富,也是文化世家。其父亲饶锷的藏书楼“天啸楼”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十万余卷。

他自小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玩,中国书籍的基本种类早就了解,对文史典籍更是烂熟于胸。饶宗颐父亲交往的都是当地文化人,成立了诗社,经常在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这其中有后来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著名教授詹安泰。

由于家族文化的熏陶和耳濡目染,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教的“太肤浅”,他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

他在18岁就完成了父亲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至此开始了学术之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少年,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靠着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不断自学成长为学富五车的世界汉学大师,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现象。

饶宗颐先生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大学能够学到的只能是一两个门类,但是父亲给我打开的是天空、建立的是基础是无科不修,按照中国传完的做学问方法,其实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二)香港的机遇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

饶宗颐决心绕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饶宗颐后来常说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缘分,因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场大病,自此他的命运发生转折。

他辅助著名出版家王云五编一本八角号码的《中山大辞典》,他第一次接触到许多经文的甲骨书,从此开始对古文字产生兴趣,并研读大量的经史子集。

帮叶恭绰收集清词,编《全清词钞》,对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后来的词研究打下基础。

从1952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近20年的时间,他以香港为第二故乡。

饶宗颐先生是首位获得香港大学桂冠学人的学者

这一时期,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因为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并未中断他的学术研究,他甚至接触到海外汉学研究。

(三)海外的成就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开风气之先。

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此书一经出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

也因此,饶宗颐(号选堂)与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并称为“甲骨五堂”。

他的足迹遍布五大洲,他先后在新加坡大学、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科研中心、法国远东学院、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从事讲学或研究。

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去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且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

治学成就

饶宗颐先生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他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仅《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浩浩十二卷,就达1000多万字。

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六国语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而饶宗颐先生以中国人却能通乎异国“天书”。

此外他还精通古琴,是撰写宋、元琴史的首位学者,他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

饶宗颐先生评龚自珍:“定庵喜奇诡”,“于道咸间,异军苍头突起”(《龚定庵集书后》),这恰也是他的夫子自道。

饶宗颐先生治学长于开风气、出奇兵,在许多陌生的领域开荒播种,展现出极强的治学原创力。

如:目录学上,率先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等;治楚帛书之第一人;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之第一人;研究《日书》之第一人;

在南国学人中,是第一位翻译、介绍、研究《近东开辟史诗》的学者;率先编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首次辑《全明词》;首次编录新马华人碑刻,开海外金石学之先河。

首次研究敦煌白画;在日本东京出版《敦煌法书丛刊》,亦为首创;首论南诏禅灯系统……

以上的列举远远不够,仅早年学人统计并经饶宗颐先生确认过大体有以下:

上古史、甲骨文

最早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礼经”的问题(一九八六年);将殷礼与甲骨文联系起来研究之第一人(一九五九年);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之第一人(一九五九年);

讲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所藏甲骨之第一人(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研究仰天虎楚简之第一人(一九五四年);首次将陶文+证明为“羊”的象征(一九九〇年)。

文学艺术史

讲敦煌本《文选》、日本钞本《文选》五臣注之第一人(一九五六年);撰写宋元琴史之第一人(一九六〇年);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诸于世,并撰作第一篇研究论文(一九六三年);首次提出刘勰文艺思想受佛教影响(一九六三年);首次研究陆机《文赋》与音乐之关系(一九六一年);

首次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揭出“势”的范畴;首次从文献根据上揭示韩愈诗歌受佛经文体影响(一九六三年);研究敦煌写卷书法之第一人(一九五九年);讲词与画关系之第一人(一九七四年);讲中国艺术史上墨竹刻石之第一人(一九七四年);介绍、研究潮州瓷之第一人(一九五五年)。

首次证明中国绘画史上吴韦发明指画在高氏之前(一九八五年);利用秦简首次证明"纳音"与"五行"之关系(一九八五年);首次将《磐古图》的年代推到东汉(一九八六年)。

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

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一概念(一九七四年);首次利用日本石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源自唐代(一九八〇年);利用一词牌《穆护歌》参见火袄教史实之第一人(一九七八年);利用吴县玄妙观石础,讲道教变文之第一人(一九七四年);

首次据英伦敦煌卷子讲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问题(一九六四年);讲有关越南历史的《日南传》之第一人(一九六九年);首次提出六祖出生地(新州)(一九八九年);首次从牙璋提示古代中国通往东南亚之路的可能性(一九九四年)。

地理学、地方史、文献目录版本学

辨明新加坡古地名以及翻译名之第一人(一九七〇年);在中国现代的地方学编纂史上,首开现代科学编纂体例(一九四九年);首次提出“楚文化”(一九七〇年)、“吴越文化”(一九七一年)作为学科名;讲《太平经》与《说文解字》关系之第一人(一九七二年);

首次考证《说郛》很早的一个本子,并译成法文(一九六六年);利用《太清金液神丹经》讲南海地理之第一人(一九七〇年);讲金赵城藏本《法显传》之第一人(一九七四年);利用中国文献补缅甸史之第一人(一九七五年);讲敦煌批流年书之第一人(一九七九年)。

饶宗颐先生的学问如此博杂,奇特,千万不要认为他是旁门左道的高手,他的学问通大义、识大体、立根本。可以说是“酌奇而不失其真”,“执正以驭奇”。

首先,他虽学贯中西,却灵根自植,反对强中学以就西学,反对以外国名词轻率安在中国学问的头上。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一文,明确指出:“魔法绝不等于宗教,殷周有他们立国的礼制,巫卜只是其庞大典礼机构中负责神事的官吏。巫,从殷以来成为官名,复演变为神名。”

更具体地指出:“巫咸是殷的名臣,……在屈原心目中,巫咸应是一位代表真理的古圣人。和巫术毫不相干。”饶先生对屈子与巫咸关系的分析,比起某些甚而认屈原本人为巫师的昏话,要平实、可靠、清醒得多。

其次,尊经重道,不树新义以非古史。饶宗颐先生青年时代是深受古史辨派影响,由疑古,转向信古、释古。敬惜古义,应顺着中国文化的脉络讲清楚中国文化。

史识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最为可贵的品质,而且是一个国学大师的基本条件。近现代学人中,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作为思想家,无愧为第一线的人物。

但作为国学大师,则在史识方面,有慊然不足之憾。对于历史文化的博大通识,应是饶宗颐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他语言工具好,尤长于上古思想史文化史的考论。

他的撰成于七十年代末的两篇长文《天神观与道德思想》、《神道思想与理性主义》,以及更早撰成的《王道帝道论》、《稽古稽天考》、《大同释义》,可视为一组有关联的上古史论礼,其主题正是揭示中国历史文化源头的文化理想与社会结构性格,意义十分重大。

饶公的史识,有时超出中国史学问题之外,他终能以其深厚的历史语言文化素养,站在世界比较文化史的立场看问题。

珍视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的担当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阅读的重要意义曾被前辈描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也可以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但最根本的,中国还是一个文化大国。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珍视是一个国家屹立千年的基石。根深才能叶茂。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书法作品

而饶宗颐先生曾说:“国学是中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而21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年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

他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的普及做了许许多多的贡献,他曾谈及自己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他说,“现在都说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相当意义上,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他同时认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

他希望国学作为学术,不仅是学者少数人的学问,更希望大众能从中找到人生的智慧、心灵的慰藉。

他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大多源于传统经典传承的朴素道理,大众重新阅读国学,诠释经典,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垂垂暮年,担任“中信国学大典”的主编,进行古籍原典的选编、导读与注解。

这套由饶宗颐先生主编,领衔香港、台湾、大陆、海外70余位专家学者,于2013年8月独家上市,历时5年导读注解,完成了4辑50册的出版工作。堪称最具国际视野的国学经典丛书,将为处于变革中的当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带来超越时代和融会中西的思想文化盛筵。

中信国学大典即香港中华书局于2012年重磅推出的“新视野中华经典文库”的简体版,由中信出版社独家引进版权,重新审读校对,重新设计装帧,以全新的面貌呈现于大陆读者眼前。

全套共50分册,收罗了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史地著作、文学作品、启蒙读物、政论、游记、随笔等共计55种。

丛书编写阵容强大,除饶宗颐先生担任主编,还包括陈万雄、陈耀南、陈鼓应、单周尧、李焯芬、郑培凯等先生组成强大的学术主创团队,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海外70余位专家学者。

这支编写队伍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深具国际视野及现代眼光,不仅保证了整套书的编写质量,更能深化和提升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学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已逝,但他留下来的著作,这套值得信赖的经典国学读本,这套囊括国学完整主题的经典,将传承着他的精神,继续引导我们靠近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信国学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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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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